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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近代史上，有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，作为新中国开国领袖之一的周恩来，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、国内还是国际上，都享有极高的声誉，赢得了无数人发自内心的崇敬。有很多人甚至用“千古一人”这样的词来形容周恩来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之完美。

一般来说，一个人能得到朋友的尊敬很常见，得到同志的尊敬也很常见，但如果连来自敌对阵营的对手也尊敬你，就显得非常可贵了。而周恩来正是这样一个连对手都极为尊崇的人。

比如说，由蒋介石一手打造的黄埔军校，就有很多高材生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敌对分子之后，仍然对他们当年的老师周恩来保持着深深的敬意。

黄埔军校十分重视政治教育，创办之初，就依照苏联红军制度，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。

黄埔军校政治部的机构最初极为简单，除了主任和仅能到校讲课的教官外，几乎没有什么别的人。

第一任主任是戴季陶，副主任是张申府，后者只待了一个月就走了。戴季陶不久也离粤赴沪。

不久，邵元冲接任政治部主任。此人本是官僚，根本不懂政治的内容和工作方法，庸庸碌碌，无所事事，把政治部办成一个死气沉沉、毫无建树的机构。

这和黄埔军校的主旨，以及当时广东轰轰烈烈的革命气氛格格不入，因而引起了学校师生的强烈不满，提出了“加强政治部的工作，撤换邵元冲”的要求。

1924年11月间，邵元冲随孙中山北上，原已兼任军校政治教官的共产党员、年仅26岁的周恩来接任了政治部主任的职务。

周恩来一上任，立即显现出过人的才华，迅速建立了政治部的正常工作制度，使这一机构的运转得以真正步入正轨。

他对军校学生的政治教育更是尤其注重，每周都会组织一两次对学生的政治讲演，举行活泼生动的政治讨论和政治问答。他还悉心指导新成立的校军教导团的政治工作，指导建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。

经过这样一番有力的整顿，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，呈现出极为喜人的气象。同学们由衷地敬佩周恩来——这位与他们的年龄不相上下的政治部主任。

黄埔一期生、国民党名将宋希濂曾这样回忆：“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工作，直到周恩来担任主任一职才得以完全改观。周主任事必躬亲，对待工作极其负责认真，态度又非常谦和，而且循循善诱，同学们都发自内心地敬爱他。”

黄埔二期生、曾为国民党高级将领范汉杰得力助手的王大文则表示：“我进入黄埔军校时，周主任还是青年，英俊严肃，军装笔挺，军容整肃，双目炯炯有神。他讲话时则声调铿锵，配以有力的手势，所说的内容总是深入浅出，而且饶有风趣。”

黄埔四期生、国民党中将文强认为，“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，有非常重要的作用，因其在我们学生的心目中相当于学校的革命灵魂。他们对考进黄埔军校的青年，在政治思想上所起到的作用之大，是无法估量的。这方面我认为周恩来主任堪称一流楷模。”

毫不夸张地说，当时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学生心目中，是一位无可替代的政治教官。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，学生们对周恩来的敬爱，是打破了左右派的界限的。

当时文强等学员在政治科上大课时，听到过周恩来主任的多次演讲，而且几乎每次都是《国内外革命形势的分析》这样的题目。学生们称这是一堂“百听不厌的大课”，可以说人人爱听。

难得的是，虽然周恩来经常讲这个题目，但每次都有新内容、新观点，他对国内外的形势了如指掌、视角独到，而且博而能约、条理清晰，很多学生不仅做了笔记，还经常全文背诵。

周恩来演讲时，带队的官长们都肃立一旁静听，而且是认认真真的从头听到尾。就连由国民党右派势力组建、以反对共产党为主要目的的“孙文主义学会”中的骨干分子，如李安定、周劲军之类狂徒，对周恩来也是折服的。李安定甚至把周恩来每次演讲的内容都抄录在笔记本上，时时诵习。

周恩来正是通过日常的演讲、训导等方式，在黄埔军校学生中承担起政治导师的职责，潜移默化地培养出一批立场坚定的共产党员，也在支持国民党右派的学生中赢得良好的声誉。

另一方面，周恩来为人处世极有原则，可以说是把中国传统的德行之美彰显到了淋漓尽致，概而言之就是：仁者爱人，推己及人，文质彬彬，君子风范。他的人性光辉不仅感动同志和战友，也感动了对手和敌人，甚至感动了全世界。

因此即便在周恩来离开黄埔军校，全面转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作，但仍然有为数众多的黄埔学生对他极为敬重。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后来追随蒋介石，成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，与周恩来分属不同的敌对阵营，却始终保持着对周恩来的敬意。

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期间股票如何用杠杠杆，很多国民党将领在见到周恩来时，都恭恭敬敬地称后者“老师”或“周主任”，并执弟子礼。连敌对阵营的众多名将都对周恩来终生保持敬意，这也难怪很多人称赞他是“最接近完美的人”，是真正的“千古一人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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